可见，省级地方政府规章的授权依据中并无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
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至今，这种观点在西方思想界依然占有一定的市场。
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全面领导，就必须牢固确立党的政策在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把党的政策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而党的具体政策则是指党在特定历史时期针对特定的领域或事项、具有特定的具体指向的要求或政策主张，从而表现为具体的行动纲领。在文明社会的国家发展进程中，运用法律机制调节社会关系，形成社会秩序，从来都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实施国家与社会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必须坚持经济基础决定法律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本体论的根本观点，准确认识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包括法治领域改革在内的其他领域改革的牵引、带动的决定性作用，从而不断增强深化法治领域改革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本体论的基本原理，法治现象与社会经济条件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这种彼此对立的权利是不可能形成合力的。
马克思指出按劳分配是不平等的权利并连及其他一切权利，人们或许不爱听，却是事实。德沃金鼓噪平等的权利，或让平民兴奋。这项权利不是获得某种利益或机会之平等分配的权利，而是在关于这些利益或机会将如何分配的政治决定中，获得平等关怀与对待的权利。因为，法律和正义在一个国家成长发育，不仅仅是通过法官长久地坐在其椅子上待命，警察局派出密探，而且是每一个人必须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每一个人有使命和义务，当任意妄为和无法无天的九头蛇敢于出洞时，就踩扁它的头。
第一项是受平等对待的权利，也就是，分配到相同于任何他人所享有或获得之利益或机会的权利。这种两极化，在其自身的运行过程中，从主要的方面说，呈现出两极的国家形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
[8]但是，马里旦不愿就此看到权利的堕落，他为权利的来源开辟出另一条新径：人所拥有的每一项权利都是从上帝的权利而来。权利关系另一极的演进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出现，无产阶级专政是国家形式，而其经济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金科玉律。其二，如果说公共权力是个人权利的集合，那么谁贡献的个人权利多，谁就应享有更多的公共权力，西方历史上曾有过不上税无权力的说法，倘此点成立，权力就成了富人的囊中之物。斯大林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说明有一点马克思分析（指私有制决定商品交换）的影子，但粗糙得多。
通过经年累月的奋斗，一张越来越大的社会福利网被编织起来，而且欲罢不能，即使国库被掏空，举债也要完成之。[19] 《共产党宣言》文字激越，富有鼓动力，理论阐述似乎不够。但是，在普选权获取的背后，又经历了多少历史曲折，又错织了多少政治经纬呢？ 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上，有三面呼啸着前进的大旗，上面写着自由、平等，人权，而其真实底蕴正如马克思所说，是私有财产。有些人还在拥护权利，然而由于受到怀疑主义的诱惑，他们在良心深处已经把权利降格了。
这一时期被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特别是在西方中世纪经历了长时期的对权利的荼毒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犹如久旱逢甘霖一般，权利旗帜被高高擎出，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33]列宁说：货币是社会财富的结晶，是社会劳动的结晶，货币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物的凭据，货币是昨天的剥削制的残余。[30] 误区二：认为权利是平等的。
至于最为实质的私有财产权，资产阶级从未让步，绝不允许自由、平等、人权等政治权利来染指。为了和平，富人将支付对他而言不重要的争议金额，之于穷人，这笔争议金额相当要紧，为此，他将舍弃和平。对这一违背马克思主义预言的经济现实，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试图给出说明，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由于所有制不同，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产品互换还需要以商品交换的形式来进行，而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其产品的互换则不需要以货币为媒介，也就是说不用商品交换的形式，而采用计划调拨的方式。[31] 《孟子·滕文公上》 [32] 中国古代对权力有精深的理解，权的第一义是秤锤，引伸到权力，是指称物平施、勿放勿纵、维持平衡的力量。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争得的自由。耶林这里把个别当一般，目的只在于给为权利而斗争罩上道德光环。
其三，公共权力要想真正成为平抑对立、维护秩序的力量，它就必须是至大至公的，而不能是只顾自己的个人权利，否则，就是公共权力的腐败，权力将不成其为权力。[3]我们不否认有这样心甘情愿的人，但这只是少数人或个别的人。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忽略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肯定方面，对其引致的社会分工扩大，伴随个人对财富的无尽追求而来的人们劳动热情的焕发、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私有产权固化带来的安居乐业（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对立统一所推动的社会进步等，或盲然无觉，或弃之不顾。[35]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
[34] 列宁著：《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1页。[24]为什么说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的原则呢？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交换时认为，商品交换实质上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互换，这种互换要得以完成，必须把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换算为一般社会劳动，这样才能使不同的劳动在质上相同，在量上可通约。
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在西方有一个传统，认为政治权力是个人权利的集合，把个人出让的权利集中在某一机构手中，就形成个政治权力或公共权力，政治权力是每个人共有的。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一个现实的考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认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将导致私有制的产生，剥削的出现，贫富分化的加剧，阶级对立的形成。[27]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黑体字是原文中的。
为了伸张欲望，人开始以其他存在物的受损为代价，主张绝对的独立和绝对的权利。上帝是纯粹正义，负责监督创世智慧给每个存在施加的命令，受到每一人的尊重、服从和爱戴。
如果这种动机不发生功效，那么，是非感就暗淡无光和麻木不仁，利益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战胜在争吵和纠纷面前的懒散和畏缩，所以，结果再简单不过了：法律规范没有得以应用。从逻辑上讲，只能将这种权利概念视为超越于上述哲学思潮的东西。
对受害人而言，当做的不是单单地为了重新获得标的物——他也许一开始就把它捐给了济贫机构，一如在这些案件中为确定真实的诉讼动机经常发生的——而是为了承认其权利。然而不旋踵间，伴随着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经济低增长、失业率居高难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阶级分化的加剧、民粹主义的盛行、主权债务的危机、福利国家的停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困扰着资本主义民主国家。
这对社会主义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谈到。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评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指出这种所有制形式是主流的、占统治地位的、带有剥削性质的私有产权，并预见它的行将就木。德沃金是另一位对权利有丰富想像的法学家， 他特别看重权利的平等，他说：我的论据的核心概念将是平等而不是自由的概念。但它所陈述的是平等的概念观，而不是作为放任之自由的概念观。
[23] 不熟悉马克思这一理论的读者看到这里会不明所以，请姑妄听之。见（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潘勤、谢鹏程译：《宪政与民主》，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页。
反思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我们应该收获良多。在这些权利中，人绝不是类存在物，相反地，类生活本身即社会却是个人的外部局限，却是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
你们每个人都知道，必须为胜诉付出高昂代价，这一确定的预见本身却并不使有些当事人放弃诉讼，正如你们中许多人在劝阻你们当事人诉讼时必定获得这样的回答：他愿打这场官司，耗费多少也心甘情愿。它绝不能因为，某些公民对于良善生活的概念观比别人的更珍贵或更优越，而据以限制别人的自由。